中国每年都有2000多人，拿到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，但他们获得的一致评价却是“想象力贫乏”，毕业后很难找到一流大学教职。他们被认为普遍缺乏“高端思维能力”，比如问题解决与决策、批判性思维、分析评估与创新等。

　　2016年，国家教育部等11部门，联合下发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。校内教育未能破解的难题，在校外教育中能否破解，如何突破?这是开展研学旅行，不能不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
　　一

　　严格说来，研学旅行属于生活实践教育范畴。

　　其形式是旅行，但重心在教育。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教育，在行动中展开学习，在体验中获得成长。

　　它非常接近于军队院校实践性教学或实战化训练，类似于部队训练中的演习、野营拉练、野外驻训、模拟演练。它所遵循的主要不是知识的逻辑或学科的逻辑，而是能力的逻辑或行动的逻辑。而这恰恰是中国学校教育所最为缺乏的维度。

　　与实践性教学相类似，研学旅行，需要将学生编入任务组，让他们扮演角色，担负职责，克服困难，完成任务，获得丰富体验，实现身心成长，从而达成教育教学目标。

　　研学旅行有以下几点与实践性教学相类似——

　　1)需要将课堂开到生活实践现场，让学生们体验生活命题，经受生存考验，融入生命进程，感受生活实践，丰富人生体验，促进内省自新，从而完成教育教学任务。

　　2)需要安排经验丰富的职业教官或专业辅导员全程带教，树立榜样，传递经验，提供建议，反馈信息，履行监管，保障安全，以确保其专业水准和职业层次。

　　3)需要校内教育相呼应。只有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互为表里，相互支撑，良性互动，教育改革才能够获得倍增效益，研学旅行才能够消除后顾之忧。

　　那种将两类教育对立起来，割裂开来，不进行整体设计和一体推进的做法，最终会将研学旅行推入坟墓。

　　二

　　研学旅行是学校教育的良师益友和战略同盟，并非其附属和补充。作为生活实践教育，它是学校教育的前驱和母体。

　　从历史发展脉络看，研学旅行或生活实践教育在先，正规学校教育在后，两者异曲同工。在西方，一直保持着自然教育传统，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地回归自然，融入社会，深入生活。在美国，则进一步形成了教育本质上就是经验改组或改造的实用主义教育观;在那里，脱离生活实践的单纯学校教育不被接受，“高考状元”没有市场。

　　包括研学旅行在内的生活实践教育，是学校教育的母体，忘记这个母体，教育就会丢失初心。生活实践教育，是学校教育的源头，切断这个源头，教育就失去了活水。认识不到这一层，就不可能正确地定位研学旅行。

　　同时也要看到，学校教育是对生活实践教育的升华和萃取。它源于生活实践教育，并高于生活实践教育。因此在专业性和职业性上，可以引领生活实践教育。正所谓：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;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”那种无视学校教育的研学旅行，是短视的;那种不研究学校教育的研学旅行，是短命的。

　　3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军校学员时，应邀担任了一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。我们十几名校外辅导员一起，与小学生们打成一片，一起讲故事，搞联欢，组织远足，开展比赛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但最后，我们成了学生的朋友，老师的“天敌”，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惜别可爱的孩子们。为什么?你懂的。

　　我想，如果我们当时能够对校外教育与校内教育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而不是一味地对立起来，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工作，可能会更长久，更深入，更有效。

　　三

　　研学旅行的真正意义，是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学生作为正常人的生命、生活、生存内涵多样性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，重建中国人、中国学校、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。

　　在这一点上，它与素质教育、减负、绿色升学率，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。

　　正确的方法应该是：在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同时，相应地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负担，用这些合理负担，去替代被减下来的不合理负担，逐步构建起学生作为公民和正常人的“合理负担结构”，恢复其健康生活方式、自然生命状态、丰富生存内涵。这样的减负，才有生命力。

　　在中国，有以下几个弊端令人担忧和痛心——

　　1)家长们会包下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，孩子可以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，“单管其事”地读书。可以从学生每天十几小时的苦学中，抽出40多分钟，用于打理个人生活，进行家务劳动，比如洗衣服、收拾卫生、整理房间等等。将这部分过重的课业负担，转化成为相应强度的生活自理负担，这样的减负就能够名副其实。

　　2)家长几乎把全部学费都包下来，绝大部分孩子可以“躺在父母怀抱里”读到大学甚至博士。可以从孩子们每天十几小时的苦学中，再拿出1小时左右，用于打工、劳动、勤工俭学，进行生活教育、社会教育、生存教育、生计教育。学生自己供自己读大学，或者起码自己分担部分学费，这样的减负亦可实至名归。

　　3)所有的社会义务全由大人承包下来，孩子们几乎可以置身世外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孩子从懂事起，可以每周拿出半天时间，参加“社区公益劳动”、“社会义工服务”、“志愿者行动”等活动，并将这项活动规范化为一门必修课程。将这部分过重课业负担转换成为相同数量的社会公益责任负担，这样的减负亦可水到渠成。

　　4)孩子历经“十年寒窗”，学业有了长进，但身体却垮掉了，这必然严重地危害种族遗传基因。可以从学生每天十几小时的苦学中，再拿出2-3个小时，参加体育运动、游学旅行、户外活动，用以“野蛮其身体”，强健其体魄，锤炼其意志，增进其军事动员潜力和优生优育潜能。将这部分过重课业负担，转换成为相同数量的种族延续负担和国家安全责任，这样的减负也会大有所成。

　　5)学生从不知何为“心灵自由”，很早就失去天真烂漫，少有自主探索和创造的体验。因此，那些支撑着人类伟大创造天性和原创能力的宝贵品质：个性、自由、兴趣、爱好、热忱、好奇心、想像力、反思精神、批判精神、冒险精神、问题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危机意识等等，逐步从他们身上散失。于是，他们渐渐失去了对人类伟大创造事业，特别是能够改变人类前途命运的高级原创事业的担当能力。

　　可以从孩子们每天十几小时的苦学中，再拿出一到两个小时用于玩耍、游戏，游览。他们的天性、灵气与童真得以“退耕还林”“退牧还草”“休养生息”，这样的减负也可顺理成章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过于肤浅，对学生生命、生活、生存内涵的理解过于狭窄。这种支离破碎的“人”，以及同样残缺不全的学校教育，恰恰是无意中配制的一剂毒药，已经与教育事业理解人、关怀人、尊重人、帮助人、成就人的初心南辕北辙。

　　从这种意义上看，研学旅行，与减负工作有着相同的本质：恢复和重建中国孩子作为正常人、正常公民、正常人类成员的“合理负担结构”和健康生命状态，让他们有机会做堂堂正正的人、有尊严有担当的公民，能够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、阳光地成长。

　　四

　　研学旅行是中国教育回归本真、找回初心的又一次宝贵机会。

　　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孔子就带领弟子们“周游列国”，开创了中国研学旅行和生活实践教育的先河。

　　民国年间，陶行知先生就创立了完整的生活教育理论。他主张，生活即教育，社会即学校，教学做合一。他认为，生活具有教育的意义，具有教育的作用;生活决定了教育，教育不能脱离生活;教育为改造生活服务，在改造生活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　　在这一教育主张的感召下，著名的“新安旅行团”，于1935年10月在淮安县河下镇私立新安小学成立。该团一行14人(最大17岁，最小12岁)，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，以旅行的方式，实践陶行知先生倡导的“生活即教育，社会即学校”的新教育理念，同时实行孙中山先生“必须唤起民众共同赴国难”的遗教，走向社会，走入民众，一路宣传共产党搞日救亡主张。

　　出发时，他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，一双草鞋，一把雨伞及简单行装，全团仅50块钱和一套电影放映设备、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几十张抗日救亡歌曲的唱片。至1941年5月的将近6年中，他们足迹遍及苏、浙、鲁、冀、晋、察、绥、甘、宁、陕、豫、鄂、汀、桂14个省，行程37000里，在全国引起轰动，被誉为“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”。

　　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，曾几次和好友结伴外出“游学”。1917年暑期，他与好友萧子升，“游学”一个多月，行程九百多里，历经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五个县。1918年春，毛泽东和蔡和森，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，经湘阴、岳阳、平江、浏阳几县，到三位好友的家乡游学考察，历时半个多月。

　　“游学”途中，他们以乞讨为生，徒步考察湖南村镇，走访学士名流、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小商人、地方官吏、寺庙方丈等社会各界人士，查阅各县县志和一些佛经，了解到许多民情、地理、社会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，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。他们在旅途中写的“游学”笔记，被同学好友争相传阅。

　　建国后，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思考。许多脍炙人口的论述，现在看来，依然入木三分，鞭辟入里。他说：“学生负担太重，影响健康，学了也无用。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，砍掉三分之一。现在这种教育制度，我很怀疑。从小学到大学，一共十六七年，二十多年不见稻、梁、菽、麦、黍、稷，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，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，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，身体也搞坏了，真是害死人。”可惜，受极左路线影响，后来的“开门办学”，走向全面否定正规学校教育的错误极端，对中国教育造成巨大伤害和严重破坏。

　　研学旅行，使教育改革走到又一个十字路口。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能否把握好这次深化教育改革的机会?能否找回中国教育的初心?能否避免走上错误的极端?能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?这是对教育改革智慧的巨大考验。